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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燕:明清徽州刻书艺术价值述略

admin2022-12-28 15:33:12文化45来源:精忠报国杂志社

明清徽州刻书艺术价值述略

汪海燕   

皖西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在重点考察明清徽州刻书的地域分布和家族刻书状况的基础上,总结了徽州刻书产业发展的历史渊源,指出了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的主要范畴,以及它的显著特色是精审校勘和图文并茂。通过梳理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产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明清时期徽州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当地刻书版画产业的发展关系。基于此,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刻书艺术风格的主要价值在于,装帧艺术风格引领时代,多种创新性技术持续优化刻书装帧的形态。良好的家族培养方式和文化传承,使作品呈现出图文并茂的特征。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刻书;艺术价值

徽州刻书,准确来讲指的是徽州劳动人民刻印的版画和书籍。明清时期徽州劳动人民开展各种刻书活动。而且刻书产业被传播到徽州之外的地方,如金陵著名的十竹斋以及环翠堂等,都是由徽商开设经营的。此类刻坊开展的刻书活动,理应被列入徽刻系统。徽州刻书行业主要采取家坊刻的方式,同时也存在少部分的官刻和书院刻。关于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的发展,特别是家坊刻书的情况,居蜜、翟屯建等多人很早就进行了研究。

     一、徽州刻书的历史发展状况

   (一)历史溯源

“徽州刻书”中的徽州,在宋朝时期被叫作新安,涵盖当代的安徽省南部的休宁、歙、绩溪、黟县、祁门以及江西省婺源六县。世称“程朱桑梓、东南邹鲁”。从相关史籍来看,徽州的刻书业起源于宋朝时期。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为《忘鉴书》撰题解说道:“新安所刻本,凡八十八篇。与馆阁书目、诸儒明道集及余家写本皆不同。” [1]

(二)明清徽州刻书产业的发展状况

徽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整体上比较滞后,然而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却长期保持旺盛的态势。到明代弘治初年,当地刻书行业持续向前发展,历经明朝正德时期、嘉靖时期的延续,在万历中期走上了极盛发展的阶段,其图书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受到农民战争的较大影响,当地刻书产业受到很大挫折,图书市场出现了急剧萎缩的态势。

清朝初年的文字狱,严禁私人刻书行为,此时徽州地区的刻书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坊刻产业发展非常有限。康熙党政的中后期,当时的文化政策稍有缓解,徽州坊刻再次发展,然而依旧没有恢复到明朝万历时期、崇祯时期刻书产业的繁荣状态。整体来看,清代徽州刻书产业较为活跃、积极,依旧是全国范围内的刻书重镇之一。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后,徽州地区的这些刻书作坊逐步走向衰落。

    二、明清徽州刻书的刻坊地域考察和家族考察

   (一)地域分布考察

明朝初年,徽州地区坊刻有据可考的,歙县地区最早开设刻字馆的是仇以忠、仇以才兄弟,稍后歙县出现了汪氏、黄氏等多家坊刻。明朝中叶后,徽州地区的主要坊刻包括四大姓,分别是黄氏、汪氏、程氏、吴氏,其他刻坊包括周氏、许氏、徐氏、方氏等。就地域分布而言,徽州府麾下六个县域的坊刻中,刻书活动最多最大的当属歙县,相对比较稀少的分别是婺源、休宁、祁门、绩溪、黟县等地。由于徽州地区的刻书产业迅速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带动了徽州府周围区域刻书产业的发展。因此,以徽州府坊刻为核心的一个跨区域刻书市场逐步形成。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文学家胡应麟对各地刻书中心做出的精彩评论如下:“余见当代刻本,常、苏为上,金陵、杭州分别次之。近歙刻、湖刻日益精进,遂与常、苏争价。”谢肇淛与胡应麟处于同一时代,他这样对比:“宋时刻本,福建最下,蜀本次之,以杭州为上。当今杭刻不足称矣。新安、吴兴、金陵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新安所刻《骚》、《庄》等本,不下宋人,均极精工……” [2]从他们的这些点评中人们能够得知,徽州是明代中后期当时所在区域的刻书中心地,亦是和我国其他刻书中心地相媲美的地区。

各县的刻坊分布情况也不均衡。清前期虽然徽州府麾下的各个县域都存在坊刻,然而从他们的刻书数量来看,能够分为下列三个不同的阶梯:歙县处于第一阶梯,它的刻书数量以及坊刻人数在徽州府麾下六县中排在第一位。婺源、休宁处于第二阶梯。清代休宁县的坊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与此同时婺源县的坊刻数量显著增加。绩溪、黟县位于第三阶梯。这两个县的坊刻都是在清朝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后逐步壮大起来的,在徽州整体性的坊刻产业中处于殿军位次。而且,它也和这两个县商业经济后来居上关系密切。就坊刻主的相关姓氏分布而言,黄氏、汪氏、程氏的刻书数量仍旧非常之多。清朝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后,婺源地区的俞氏坊刻快速发展起来,它的刻书数量迅猛增多。

(二)家族考察

徽州地区的刻工专注于镌刻事业,通常都是家族内部世代相传。徽州刻书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技艺超乎寻常的大量高水平刻工。其中黄、汪、仇、刘姓,是当地四大刻书家族。黄姓以及仇姓,祖祖辈辈居住在黟县虬村。虬村的黄氏族人以及仇氏弟兄合作,为程敏政编辑的《文集》和《草墩文粹》刻书。而且还刻有《秋崖先生小稿》,《雪峰先生文集》, 《张氏统宗世谱》,《徽州府志》以及《李诗选注》等。明朝万历后,仇氏家族刻书事业逐步衰落,黄姓家族的刻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代替之。周芜按照《黄氏宗谱》,深刻地研究了虬村黄氏家族的刻工。自明朝正统年间到清朝道光时期(1436—1850),刻书时间维持了400多年,它的鼎盛阶段从万历年间到明朝末清朝初年间(大概是1573年到1661年)。周芜收集了241部黄氏刻书,大约有300位刻工,最知名者大致约31位。按照《黄氏宗谱》的记载,黄氏多个世代都投身于刻书事业,起初他们在本地居住,后来陆续迁往其他地方,以剞劂为生到三代、四代者均有。刻工在边框的下方、版心,或图的一角,牌记序跋的结尾处,刊署本人的籍贯、姓名等。人们可以从这些印记中,鉴定他们的版本。

黄氏家族世世代代从事刻书活动,达到了举世赞誉的地步。郑振铎指出,黄氏很多名手所刻的版画,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初期,都非常盛行。“时人有刻,必请黟工”,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无论是秀丽镌雅的作品,或雄迈奔放的画幅,只要由黄氏家族有名的刻工来版刻,都可以“工尽巧以赴之,不捐画家之神态”,而且,他们自己也可以“布稿作图”。由此可以看出,黄氏家族很多高水平刻工创作了大量的插图、图书以及版画作品。知名者包括明朝万历30年到36年黄应光创作的《集乐府先春》,万历39年创作的《徐文长批评北西厢记)等。丁云鹏、焦肱撰、黄麟刻于万历3年创作的《程氏墨苑》。黄一楷于万历38年刻了《关汉卿续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黄一彬于万历4年刻了《青楼韵语》(张学征绘、张梦征编);黄应泰于万历30年刻了《古今女范》;黄应组于万历38年刻了《人镜阳秋》;黄应瑞于万历43年刻了《性命双修万神圭旨》以及《大雅堂杂剧》。黄一凤于万历45年刻了《牡丹亭记》;黄吉甫于万历45年刻了《原本还魂记》,黄君倩于天启4年刻了《彩笔情辞》等。黄氏家族世世代代从事这个行业,创作了这些美轮美奂、精美至极的作品,为人们研究徽州刻书提供了充足的资源。[3]

     三、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的主要范畴与显著特色

(一)主要范畴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的主要范畴非常驳杂,从族谱日历到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整体来看,大致涵盖下列内容:首先是正统书籍,譬如经、史、子、集类。明朝万历皇帝当朝前后,吴勉学在徽州刻坊刊刻了《楚辞集注》、《资治通鉴》、《二十子》。马曰刊刻了《困学纪闻》、《说文》、《广韵鉴》、《玉篇》等。其次是各类传奇小说、剧本、话本等。黄一凤在徽州刻坊刊刻了《牡丹亭》,项南州在此刊刻了《吴歙萃雅》、《吴骚合编》;徐文长在徽州刻坊刊刻了《四声猿》等。第三是这些刻坊也刊刻一些蒙学书籍和日常生活所用到的一些百科全书。比如《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士民便用通考杂学》。其中蒙学书籍包括常见的《童蒙训》、《千字文》、《千家诗》、《名贤集》等。第四是族谱。明清时期,很多徽州生意人非常喜欢刊刻自己的族谱,并留下了很多资料,譬如当地著名的黄氏、方氏、程氏家谱等。

最后是通俗小说集和戏曲作品。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朝时期,徽州出版商大量刊印各类通俗小说集以及戏曲,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它有利于知识传播、学术下移,能够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思想差异。因而,文化艺术从之前的上流社会传输到如今的普通百姓生活中,这些刊印通俗小说集、戏曲读本的传播,徽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徽商的文化素质较高,资金比较充裕,结交社会上层人士,知晓他们的阅读喜好。能够将雅俗文化充分结合起来,但古代商人地位不高,易于使他们和广大普通群众找到共同的语言去交流。因而,不少徽州出版商在刊印书籍的过程中,体现了自己对雅俗文化相融合的一定追求。不少徽州刻工(部分刻工同样属于商人)能够依据徽商的需要表达其刻书的意愿,刊刻了丰富多彩的通俗戏曲,促进了知识和文化的传播。

(二)显著特色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刻书业达到了非常繁盛的态势,很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是,精审校勘,存在较多的珍本善本。徽州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刻书业,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刻工。黄氏家族数代主要从事刻书产业,而且刊刻非常认真。徽州的书院刻、坊刻,私刻、官刻等,均高度重视版本的精善,不会在校雠写刻方面存在丝毫马虎。《汉魏丛书》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刻本,明朝徽州的程荣、何允中、清朝的王谟等分别刻了38种,76种,86种。范希增是著名的版本学家,认为程本最善。吴学勉刻了《二十子》中的《楚辞集注》以及《庄子》,吴继仕刻了《七经图》,由于他们的精审水平很高,书贾通常剜改他们的作品,冒充为宋版,由此可见他们的功夫之深。本来《袁中郎先生文集》已经存在两种版本,分别是苏州刻以及袁氏家刻。然而作者认为这两个本子均未达到理想状态,因此万历17年,这本文集被送往徽州进行重刻,其精程度使作者深受震撼。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指出,这部作品在徽州重刻后“剞劂极精”。

图文并茂是徽州刻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徽州刻书中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插图。它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版画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又增强了图书作品的可视性。明朝时期金陵、建安、北京的刻本插图整体来看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宋元遗风,普遍采用上图下文的刻书方式,沟通比较简略,线条粗壮。但是徽州刻图作品中存在着富于变化、形式多样的插图。它改变了其他地区粗简的刻书习惯。上文下图的案例,如《蹶张心法》、程氏家族所刻的《耕余剩技》;文中插图的案例,代表作品是《天梯日记故事》;图文混一的案例,代表作是《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图中嵌文的案例,其代表作是《酣酣斋酒牌》;双页连图的案例,其代表作是《大雅堂杂剧》。这些作品采取了别具一格的版式,又存在着非常细致惊艳的刻画刀法,整个图画显得工整秀丽,艺术鉴赏价值极高。

    四、徽州刻书的艺术价值探讨

    哲学领域中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商品”,前者从事物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关系中生成。黄海澄认为,价值的浅近定义是指,价值是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的属性。他指出,艺术与感情的关系通常非常有缘分,因而艺术应该属于价值—感情系统,而且艺术理论应立足于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艺术家有着对生活的特殊感受和情感体验,在自己的作品或者劳作中赋予一定的情感体验、价值取向、立场和价值感情等。分析和探讨事物的艺术价值时,可以从多个维度下手。首先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其次是信息价值和非信息价值。再次是人造价值物和天然价值物的价值。第四是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第五是益、善、美。此处不再赘述其这些维度的具体指向。从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人的很多精美作品能够明显看出,他们在刻书过程中,既将它当作谋生立业的手段,又渗透着强烈的感情和职业追求。文章将重点探讨徽州刻书的多重艺术价值。

(一)装帧艺术风格引领时代

很多徽州刻坊纷纷致力于优化版式内容,设计更加美观的装帧形态,它亦促进了当地刻书装帧陆羽的不断发展。不少徽州坊刻为了使自身刻出来的图书作品享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非常重视搜集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对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认真研究,把握和领会读者群体的实际阅读需求,从图书装帧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阅读诉求。就图书市场营销和运作而言,整体上的书籍装帧美感和形式,会影响这些刻书对读者的吸引力。因此,不少徽州书商大胆革新刻书的实际装帧形态,优化了文图结合的方式,重金聘请当时的知名画家,为自己的刻书绘制插图,而且安排优秀的刻工将这些插图刻画出来。比如,徽派版画的大部分作品都源于徽州刻书的插图,凭此而闻名天下,极大影响了后世的刻书产业和印刷产业。在传世的徽州刻书图版中,很多都属于单页插图,当然其中也存在着文中嵌图、上文下图、双页连图、图中嵌文等很多形态的刻画。毫无疑问,这些装帧形态对当时的刻书出版而言,加剧了刻坊之间的竞争,然而也会对读者形成更大的吸引力,触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它可以有效契合读者对出版物图文优美、大方典雅的阅读追求,增强了徽州书刻的市场竞争力,使其一直处于优势竞争的局面。

而且,徽州刻坊积极优化字体装帧,它们纷纷改创字体,譬如采取仿宋字体,以唯美大方、匀称规划、横细竖粗的字体,逐步演变成了国内标准的雕版印刷用字。当地刻坊在使用纸张、选用墨色、装订书籍等方面,同样做到了精雕细琢。当地坊刻尽最大努力,使装帧的要素、形式和刻书的内容充分结合。徽州刻坊在设计装帧版式方面,尽可能结合读者群体的阅读习惯,借助了与传统图书不同的版面样式,开始采取竖长方形,与当时从右向左、由上而下的书写、阅读、使用书籍的习惯相适应。

(二)刻书插图绘画和装帧方面的艺术风格

从整体来看,徽州刻书装帧方面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它大量使用版刻插图,形成了图文并茂的风格,在刻书市场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徽派刻书的大部分版面插图,都由坊刻名家精雕细琢而成。因为徽州刻书产业越来越繁荣,当地慢慢地形成高素质的刻工队伍。从统计来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刻工就有417人之多,而且名家层出不穷。比如,徽州仇姓、黄姓、项姓、张姓等多个姓氏,他们祖祖辈辈以刻书为主业,既精于刻书,又擅长画。这些刻工从小受到儒家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既具备了厚重的文化素养,又接受了刻书行业的训练,形成了精湛的刻工技艺、逐步成长为一流刻工。在所创作的画稿中,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难度较大、场面复杂的情况,可以和画家的神韵思想彼此贯通。他们以刀代笔,以传神、精湛的刀法渲染气氛、烘托主题,完美融合了刻书的丰富内容。在层出不穷的刻工名家中,黄氏一族拥有名气最大的刻工,他们有相当多的精品流传于后世,得到了“徽刻之精在于黄,黄刻之精在于画”的良好声誉。[4]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行业在图书市场的声誉很大,逐步扩散到周边地区,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很多出版地的知名刻坊,愿意花费更多钱财,聘请知名的徽州刻工。如此一来,徽派刻工的插图绘画和装帧风格越来越能够影响国内非常重要的那些出版流派以及出版城市。徽州刻书产业也随着徽派装帧的独特艺术风格逐步走出去,并在市场上广泛流行。在刻书领域中,徽州插画是最具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和它的装帧形态完美匹配,在各方交流中获取了更大的发展契机,徽州刻书逐步形成了厚重细致、精致优雅的刻书艺术风格,它也为徽派版画后来逐步名扬天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根基。在此过程中,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为,为当地刻坊丰富和优化刻书装帧工艺和风格,提供了厚重丰富的文化沃土。尤其受到了徽州宗教文化中佛家、道家壁画艺术的强烈影响。不少徽州刻坊聘请徽州当时名气很大的宗教画家,例如郑千里、丁云鹏、吴敏、黄柱等人,为客户刻书绘制精美的插图原稿。这些绘画大家积极地为徽派刻书创作插图作品,明清时期本只出现在徽州尼姑庵、祠堂、道观庙宇、白云深处民宅中各种粉墙上的壁画艺术和精美造型,借助这些刻工惟妙惟肖的雕刻技术,形成了“飞动如生”的插画作品,并通过刻书出版得以流传天下。

这些插图绘画充分地传承了优秀传统绘画的艺术风格,而且吸收了明清时期佛家、道家壁画的创作艺术,颇有李公麟、吴道子的绘画韵味,以丰富的创作手法、多元共的构图形式。其中,人物造型的结构松紧适宜,适度夸张,变化无穷,开合有度,以潇洒奔放的笔触,使插画创作显得收放自如。而且,在徽州刻书中,这些风格迥异、独具匠心的本插图,也是其整体装帧层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中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三)技术创新推动刻书装帧形态优化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的外部装帧形态,经历了逐步演变的过程,而且各个时期有着不一样的流行形态。比如,宋元时期非常流行包背装、蝴蝶装等。明清时期徽州刻书越来越多地采取线装方式。从可以考证的史料来看,南宋时期线装装帧的方式已经面世,然而这种方式很快就消失沉寂了,中间断代长达数百年时间,明朝中期这种装帧方式又再度流行起来。清代徽州大部分刻书基本上都采取此类装帧方式。线装书前后分别采取一页书衣,不再采取整册书页进行包背,化解了易于脱页的棘手问题,人们只需要在书脊内侧打孔穿线,就能够装订成册。

从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业来看,它在不断摸索中革新和改良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循序渐进地形成了套版印刷工艺。采取此类手段印制的各种书籍,形成了非常优良的整体装帧设计,可以使读者形成愉悦的心情。广大刻工积极探索。在反复尝试各种印刷技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设计出了供花技术和饾版印刷技术,采取这些方法能够印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彩色插图,基本上和原作品相差无几。此类印刷技术,在国内彩色印刷技术领域开启了先河,极大地创新了雕版印刷的一系列技艺,从而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也是古代出版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因而,它也推动着徽州刻书的装帧艺术不断创新,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最显著的优势。

   (四)插图版画技巧精湛

从明朝初期的刻印书来看,大部分插图都采取了上图下文的形式,画面呈现出扁短横幅,格式稍微有些呆板。明末插图被调整为整版对幅、半幅或页连式,或者结合内容对幅面进行或大或小的调整,形成悦目灵活的态势。版画存在着单色以及多色之分。大部分单色插画采取黑白对比法,例如小说插图一般都采取大版黑底,采取阴刻手段刻画出事物的具体形态。彩色套印,通常采取2-5种颜色。《十竹斋笺谱》采取了两种新的刻书方式,即“拱花”和“饾版”。[5]

饾版指的是按照浓淡深浅各刻一板,逐次套印,可以达到10多次者。拱花就是当代印刷术中的凸版,把纸压在板上,花纹能够在纸上凸现出来,刻书过程中的行云流水、鸟类羽毛等,通常采取这种方法。徽州刻书产业中刻工的精湛技艺,和家族世代从业的刻工文化素养存在很大关系。刻工群体中,很多人通晓绘画、擅长书法,能作诗文。黄挺精于草纂,善书,六义八体,无所不精,而且又是有名的丹青能手。黄应澄,著有诗集,善画工书。因此他们才能够铁笔生花,运刀如笔,使所刻作品达到形神兼备的地步,嵌入了这些刻工的神韵和气质。所以,由于徽州拥有一流的刻工,他们才能上与宋集相媲美,下和常、苏争价。

随着徽商刻书产业的发展,这些技艺精湛的刻工,踪迹流布于杭州、金陵等版画刻书行业中心。从《黄氏宗谱》的相关记载来看,在金陵、杭州等地流寓的虬村黄氏刻工超过了100人,很多刻工带去了自己的高超刻书版画技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版刻产业的进步和发展。徽州刻书产业首创的刻本字体,以长方体、竖粗横细的规则化特点,在明朝万历年间蔚然成风,从这些地方能够看到徽州刻工技术对刻书行业的重大影响。

从徽州刻书装帧的已有发展轨迹来看,人们能够感受到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地影响和熏陶着徽州刻书的装帧和插画创作。徽州民众高度注重教育,因而形成了体系、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情况。当地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文风尤为旺盛。它为徽州地区刻书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地培育和造就了技术水平高、业务技能强、底蕴文化深的一种刻工队伍。徽州刻书装帧的书卷气由此逐步深化。此类书卷气可以被视作书之精气,它也沉淀着徽州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传统的刻书装帧风格中包含着徽州地区的文化底蕴,反映了当地人民高度重视读书教育活动,崇尚文化文人的良俗。

结语

源于宋代的徽州刻书行业,在明朝年间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它刻书的范畴既包括传统的经史子集类图书,又包括日常生活所用到的一些百科全书,又涵盖大量的通俗小说,以满足广大民众对这类书籍的消费需要。而且逐步形成了精审校勘、插图丰富多彩等多个特点。应高度关注徽州刻书中的装帧艺术设计,插图版画技巧精湛,技术创新推动刻书装帧形态优化。这些方面可以充分地展现出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的重要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居蜜,叶显恩.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J].江淮论坛,1995(02), 51-59 .

[2]秦宗财.明清时期徽州与江南刻书的文化互动[J].历史档案,2016(04),115-119.

[3]杨树强.徽州黄氏刻工与明清文学传播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4]王艳红,秦宗财.从徽州刻书看明清文化传播地方互动[J].中国出版,2014(12),58-61.

[5]刘澜汀,高春妍.明清徽州刻书装帧摭谈[J].出版发行研究,2014(10),105-107 .

 

On the artistic value of Huizhou engrav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Hai-yan

 (College of Fine ArtWest Anhui UniversityLuan Anhui 237012China,)

Abstract: the well-develope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ngraving and printmaking indus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engraving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engraving indus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also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family engraving of Huizhou book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ext,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main categories of Huizhou engraved book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points out that it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nsive examination and collation, pictures and texts.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o explore the rich style of the book, and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book decoration is to show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form of book engraving and binding. With good family training method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illustrations and prints of book engraving works become more and more skilled.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zhou engraved books; artistic value